經(jīng)濟日報 | 作者 施普皓

　　最近一段時間，印度更改國名的事情可謂是沸沸揚揚。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期間，印度方出席時使用的是“巴拉特”（Bharat）名牌而非“印度”（India）名牌，而印度政府發(fā)布莫迪前往印度尼西亞參加?xùn)|盟峰會的公報中，也將其稱為“巴拉特”總理而非“印度”總理。


　　印媒也沒閑著，爭相報道莫迪政府在18日開幕的印度議會特別會議上正式提出更改國名的決議，并且表示，“更改國名是莫迪政府一直努力推動的改革，有很強的政策連貫性，是莫迪政府推行去殖民化和印度教化主張過程中最重要的一環(huán)”。與此同時，還有許多社論文章指出，印度更改國名的議程，彰顯出印度教民族主義正在進一步加強鞏固。

　　“巴拉特”究竟是什么？莫迪政府為什么執(zhí)著于把“印度”這個國名改成“巴拉特”呢？

　　實際上，從古至今，印度的國名已經(jīng)變化了很多次。印度一詞來自梵語中對印度河的稱呼——Sindhu，用以指代印度河及其流域的大片土地。這個詞在我國唐朝時被譯為“身毒”，也可譯作人們更加熟悉的“天竺”。此后千年的時光里，不同族群來到這片土地上，并先后演化出了Sindhu一詞的不同變體。在傳播過程中，人們對印度一詞的認知也逐漸分化。

　　約公元前6世紀(jì)，波斯人來到此地。由于波斯人的發(fā)音習(xí)慣，很多人很難發(fā)出S音，于是就將Sindhu變?yōu)榱薍indu，進而衍生出Hind和Hindustan這兩個詞語，后者意為“Hindu的地方”，流傳至今，印度最大的媒體之一《印度斯坦時報》用的便是這個詞。公元前4世紀(jì)，亞歷山大大帝征服波斯，而后向印度進發(fā)，印度也是從這時開始為西方所知曉。后來，Sindhu一詞又為適應(yīng)希臘語發(fā)音習(xí)慣，先后變成了Indu和Indo，這也是英語中India一詞的詞源。

　　India這個單詞在很多印度人看來是個“舶來品”的原因就在于此。尤其是步入近現(xiàn)代，印度的各類名稱被國內(nèi)的不同群體賦予了濃重的政治和宗教色彩，其背后的象征意義越發(fā)重要，印度國名之爭愈演愈烈。

　　那么，“巴拉特”是怎么來的呢？

　　其實，它還有個大家更熟悉的翻譯——“婆羅多”。

　　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中有一位傳奇國王，名字就叫婆羅多。他的婆羅多王國在印度家喻戶曉。細細考證一番的話，“婆羅多”這個名字最早能追溯到吠陀（意為知識，是印度最古老的文獻材料和文體形式，主要文體是贊美詩、祈禱文和咒語）經(jīng)典——印度最古老的詩歌集之一《梨俱吠陀》。在《梨俱吠陀》中，婆羅多是一個信奉印度教的古老部落。另有史學(xué)家考證，婆羅多最早可能是恒河流域西部一個原始部落的名字。

　　鑒于以上種種，在印度教民族主義者看來，“婆羅多”，也就是“巴拉特”，顯然比“印度”更適合作為國名。印度教民族主義者從古代神話史詩文獻中追溯“印度正統(tǒng)”，更愿意將“巴拉特”定義為具有深厚歷史文化傳統(tǒng)的印度古稱。因此，在他們眼中，國家改名“巴拉特”具有恢復(fù)古印度輝煌的重要意義。

　　當(dāng)然，有人贊成，自然也有人質(zhì)疑。

　　一些學(xué)者從歷史的角度出發(fā)，指出古代典籍文獻中所提到的“巴拉特”更接近“特定社會秩序的文化空間”，而不是“明確的地理空間”。歷史學(xué)者給出的依據(jù)是，直至19世紀(jì)中后期，東方主義學(xué)者和殖民教育體系的傳播鞏固，加上印度教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建構(gòu)，才逐漸促使“巴拉特”與印度等同起來。也就是說，盡管“巴拉特”的稱呼看上去比“印度”更加具有“古印度特色”，但實際上這種特色的“歷史”并不長，若論“資歷”，那還是“印度”這一名字走過了更長的歲月。

　　與此同時，更多人則出于現(xiàn)實政治的考慮，對更改國名不敢茍同。

　　印度是一個多民族多宗教的國家，央地矛盾、民族矛盾由來已久，這就使得印度國內(nèi)的直接民主一直都步履維艱。印度國內(nèi)就有學(xué)者明確表示，上述難以調(diào)和的矛盾決定了印度這個國家存在分裂的風(fēng)險，如果在宗教、歷史、意識形態(tài)上再度加深分化，分裂的風(fēng)險會繼續(xù)上升。

　　同時，莫迪政府之所以提出將“印度”改作“巴拉特”，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淡化甚至抹除印度被殖民的歷史。然而，無論過往多么不堪回首，殖民化的歷史是客觀存在的。歷史值得銘記、值得反思，值得人們從中學(xué)習(xí)如何激濁揚清，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把一切屈辱的過去都徹底否定，既無必要也做不到。

　　多年以來，莫迪和他領(lǐng)導(dǎo)的印度人民黨一直以印度教民族主義為立身之本，所推行的很多政策也都和加強民眾的民族認同感相關(guān)，此次提議更改國名只是其中之一。

　　早在今年3月6日，印度最高法院就接到了一份來自印度人民黨高層的請愿書，希望對印度所有城市和歷史名勝重新命名。請愿書認為，現(xiàn)用名大多來自幾個世紀(jì)前“野蠻的外國侵略者”。最終，印度最高法院以該請愿書違憲為由將其駁回，并且表示，這么做只會激化國內(nèi)各方矛盾，讓已經(jīng)世俗化的印度變得不再和諧。也就是說，印度人民黨早就對“改名”一事躍躍欲試，只不過最近這一次直接策劃了一出大戲。


　　實際上，莫迪和印度人民黨也面臨著抉擇。在世俗化程度已經(jīng)相當(dāng)高的印度，執(zhí)政黨該如何推行自己的印度教民族主義？凝聚國內(nèi)民眾的向心力無疑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可以說凝聚民心事關(guān)國運，從這一點來看，莫迪政府的大方向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僅僅是簡單地通過改名和宣傳等方式，是不是一定能增加民眾對國家的集體認同感呢？如何對待不同民族在這件事情上的不同看法呢？執(zhí)政黨在嘗試踐行自己治國理念的同時，也不得不顧忌自身的支持率會不會受影響，這使得上述問題在當(dāng)下變得更加棘手。因此，民族主義如何前行，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對于莫迪政府來說都已成為繞不過去的難題。

　　無論莫迪政府最終能否在國家議會層面正式推動國名更改，“印度”與“巴拉特”之爭都反映出了印度國內(nèi)越來越濃厚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色彩。雖然現(xiàn)在還很難講改名一事是否能成功，但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未來的印度肯定將變得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