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9年，中國改革開放進入第21個年頭，論干支則為己卯，屬兔。

“改革春風吹滿地，中國人民真爭氣；齊心合力跨世紀，一場大水沒咋地。”趙本山在春晚小品《昨天今天明天》的經典臺詞描述了這一年前后發(fā)生的大事。

相較于1998年中國南方遭遇特大洪災和接下來世界共迎千禧之年，1999年更像一個過渡的年份，承啟了“改革春風吹滿地”的前后兩個20年。

1999年，距離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還有兩年，中國的市場上發(fā)生了若干為公眾所易于忽視的事件：

在杭州武林門廣場，奧康皮鞋的創(chuàng)始人王振滔放了一把火，把全國各地“搜羅”來的2000多雙假奧康皮鞋燒了個干凈，為溫州鞋過去20年背負的偽劣名聲做了一個了斷；同一年，以馬云為首的18人則在杭州創(chuàng)立了阿里巴巴，并一步步成長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商務平臺。

“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jié)，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fā)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后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系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由于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jié)，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萬歷十五年》

01

溫州往事：副省長“噴嚏”崩斷皮帶

1999年12月15日，奧康皮鞋的創(chuàng)始人王振滔在杭州武林門廣場放了一把火，把全國各地“搜羅”來的2000多雙假奧康鞋燒了個干凈。

這已是杭州武林門經歷的第二次燒鞋。1987年8月8日，杭州市工商局聯(lián)手多個部門，特意選了身處鬧市的武林門廣場，將堆積如山的5000多雙劣質溫州皮鞋，一把火燒成灰燼。

溫州的靴鞋自古就有盛名。史料記載，明朝成化年間，溫州靴鞋就曾作為貢品送入皇室。1978年，市區(qū)有國營、集體皮鞋廠10余家，年產皮鞋49.68萬雙。到上世紀80年代末，溫州全市皮鞋企業(yè)數達到6千多家。

這是溫州制鞋業(yè)和皮革業(yè)最初的輝煌時刻，溫州貨的名聲也大致從這時開始壞掉。

“做鞋后跟襯的都是女人、老人和孩子，用糨糊糊著各種大小的后跟，你所看見的就是一個個零件的專業(yè)作坊，他們很少賣有品牌的鞋子，很難得有那么幾家賣皮鞋的，價格和杭州差不多，上面就打著‘溫州皮鞋’，他們連仿冒都懶得仿，因為太便宜了。”杭州市工商局的工作人員后來曾描述當時前往溫州調查時的見聞。

時任浙江省副省長、主管工業(yè)的柴松岳則在回憶文章中說：“上世紀90年代初，溫州生產的假冒偽劣產品是全國有名的，溫州的皮鞋只能穿一個星期。”

柴松岳曾在溫州的蒼南市場花5元錢買了一根“牛皮腰帶”。1個多月后，他的一個噴嚏竟然把皮帶崩斷了，“里面是一層馬糞紙，外面用破布包起來，再用膠水粘起來，最后用塑料壓起來”。

柴松岳說，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镕基得知之后連說“報應”，這件事后來被逐漸演繹成了“副省長放個屁就把溫州的皮帶崩斷了”。

“火燒溫州鞋”和“放屁崩斷皮帶”讓溫州貨的惡名遠揚。在武漢銷售皮鞋的王振滔也遭受波及，一批明明不是劣質皮鞋的皮鞋被沒收，創(chuàng)業(yè)青年王振滔的第一桶金就這樣沒了。被沒收的鞋子沒有被銷毀，反而以五元一雙的低價轉賣給民眾，這讓王振滔一直耿耿于懷。

02

現實洼地：杭州燒假鞋莆田造假鞋

1999年底在杭州武林門燒這把火，讓王振滔長出了一口惡氣，也讓背負了多年偽劣名聲的溫州鞋一雪前恥。

雪恥的背后，是整個溫州市十多年的“勵精圖治”：8月8日燒鞋這天被溫州市定為了“誠信日”；《溫州市質量立市實施辦法》是我國第一部質量立市的地方性法規(guī)；凡運出溫州的皮鞋，必須由鞋業(yè)協(xié)會蓋上整頓小組的公章……

一些鞋廠廠長至今對此印象深刻：當時的《實施辦法》中有一條非常厲害，那就是搞假冒偽劣屢教不改的，不但要被注銷營業(yè)執(zhí)照，還不準其再在溫州做老板。凡是因為質量問題吊銷營業(yè)執(zhí)照的，要將企業(yè)負責人的身份證號碼連同照片通報全市，5年之內不準在溫州市辦企業(yè)。

為了撕掉“假冒偽劣”的標簽，溫州人花了十幾年時間。當“啄木鳥”、“奧康”、“紅蜻蜓”等一批當地品牌開始崛起時，他們驚愕地發(fā)現，自己又陷入了被假冒的泥淖之中。一時之間，全國各地的大街小巷出現大批假冒的溫州品牌鞋。

幾乎是王振滔火燒假鞋的同一時間，位于溫州以南400公里的莆田，仿冒鞋正在悄悄地落地生根。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重創(chuàng)以代工為主的莆田鞋業(yè)，讓有技術、有機器的下崗工人不謀而合地打起仿制名牌的主意。

家庭作坊做源頭，“鬼市”來中轉，制假催生了一群專門售賣冒鞋為生的人“阿冒”。低門檻、高回報、“一夜暴富”誘惑著莆田人不約而同地加入“阿冒”大軍。 

貪婪是假貨經濟根源。從追逐暴利的造假售假者，到滿足自身虛榮心和面子的知假買假者，再到為謀求經濟發(fā)展而默許縱容造假產業(yè)的地方政府，中國假貨的問題，有著來自社會多方的合力。

假貨就像一顆市場毒瘤，給“中國制造”的海外形象蒙上一層陰影。連帶著，日后蓬勃而起的中國電商平臺也成了最大受害者。

03

歷史輪回：被圍剿的假貨去了哪里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當1999年王振滔在武林門廣場怒燒假鞋的時候，沒有人會料想到，剛剛創(chuàng)建不久的阿里巴巴會像他一樣，對假貨如此深惡痛絕，并投入血本打假。

改革開放進入第二個20年之后，阿里巴巴的打假之路，幾乎復刻了溫州皮鞋的艱難“正名”歷程。

互聯(lián)網并不生產假貨，只是互聯(lián)網四通八達的便利性，使得電商平臺難以避免地成為制售假團伙的獵場。作為全球電商的先行者，阿里巴巴自然而然地成為全社會假貨攻打的地方。

“我自己這么覺得，如果把淘寶關了假貨就滅了的話，淘寶人今天晚上就把淘寶關了。”2010年3月，冬天的淘寶年會上，馬云這樣講述。

對于不時來自外界和競爭對手的售假指責，阿里雖然感覺委屈，但也在著手研究怎么讓平臺更干凈：從2010年開始，阿里巴巴建立線上打假機制和團隊，2015年更是創(chuàng)建了至今在業(yè)內赫赫有名的打假特戰(zhàn)隊。

2015年12月，阿里巴巴在全球互聯(lián)網企業(yè)中率先成立了平臺治理部，專注于電商平臺的規(guī)則、知識產權保護和打假等事宜。這一年，阿里巴巴通過技術手段在全國范圍內分析挖掘出可疑售假團伙3518個，并繪制了這些團伙的線下分布地圖。

“一年打掉的假貨，比線下各種打假活動30年打掉的總和還多。”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被業(yè)內稱為“滅絕師太”的鄭俊芳將2015年定義為科技打假元年。

如今回過頭來看，假貨的根源，不在渠道，不在平臺，而在于生產。上游的水臟了，下游才無法完全凈化。

和發(fā)生在溫州、莆田的故事一樣尷尬的是，制售假者在淘寶的遭到空前擠壓的時候，很快會尋找到其他適合自己生存的溫床，多年前打假的“溢出效應”在電商時代一樣得以“轉世輪回”。

坊間有評論說，阿里的打假導致一半的售假門店去了競爭對手。更值得玩味的是，在2015這個“科技打假元年”，主流互聯(lián)網平臺都有足夠的技術能力，對明顯存在問題的疑似假貨做處罰。然而，就是有平臺在“悶聲發(fā)大財”，對假貨采取默許甚至放任的態(tài)度，這樣的“洼地”給打假帶來了極大困難。

04

假貨夢魘：江南皮革廠的現代寓言

時光流轉，歲月輪回。溫州制造至今沒有完全走出假貨的夢魘。

2013年，溫州人黃鶴突然成了舉國皆知的名人——各地售賣劣質皮包的地攤商販都在循環(huán)播放一段“江南皮革廠廠長黃鶴攜巨款帶人跑路”的錄音招攬生意：“浙江溫州，浙江溫州，最大皮革廠，江南皮革廠倒閉了……”

這段錄音一度成為2013年的網絡流行語，被網友戲稱為“黃鶴體”或“黃鶴錄音”，溫州也再次被人與假冒偽劣產品畫上了等號。

現實生活中，所謂“江南皮革廠”全稱為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2002年在溫州設立。2011年隨著廠長黃鶴跑路，江南皮革有限公司之后進入破產清算，這僅僅是一起普通的企業(yè)破產事件，并未發(fā)生員工拿產品抵工資的情況。

2013年10月，眾多溫州商人向地工商、城管、公安等部門舉報，要求打擊以“黃鶴錄音”等詆毀方式叫賣商品的行為。經工商部門摸排查證，這些地攤攤販與“黃鶴”毫無關系，錄音只是推銷手段，所售皮具也非溫州產品，均為“三無”產品。

2018年8月8日，“江南皮革廠”登報處置最后的資產。當天《溫州晚報》12版刊登了一則公告，署名浙江江南皮革有限公司管理人稱：“面向公司債權人，對其破產財產實施二次分配，本次分配為最后分配。”

歷時數年“江南皮革廠倒閉了”的故事終于畫上了句號，巧合的是，這一天也是31年前杭州武林門“火燒溫州鞋”的日子。 

如果說，“江南皮革廠”這個由地攤商販和網友合力“運作”出的段子，無意間觸碰到了溫州人內心的痛點，那么因偽劣產品失信于市場而付出的沉重代價，溫州人至今仍在償還。

時至今日，康奈、奧康、紅蜻蜓等溫州制鞋龍頭企業(yè)早已走出國門，可是公眾認知里的頂級皮鞋品牌中，卻難覓溫州鞋的身影。

05

路在何方：全球假貨治理黃金標準

在假冒與被假冒的輪回之間，溫州制造想要“脫胎換骨”，或許還要花費更長時間的努力。

作為扛起打假大旗的后來者，阿里巴巴似乎并不甘心走溫州人的老路，拒絕在假貨“治理-洼地”的死循環(huán)中徘徊不前。

在“滅絕師太”鄭俊芳看來，關閉100個線上假貨店鋪，不如線下端掉1個制售假窩點。假貨生產、銷售、加工的全鏈路屬性，決定了僅靠一方無異于困獸之斗，圍剿假貨的最終落腳點終究是執(zhí)法機關、品牌方、平臺、消費者等社會多方共治。

共治的底氣來自于與時俱進的科技能力。阿里等電商平臺所開創(chuàng)的打假核心系統(tǒng)被業(yè)內稱之為“知產保護和科技創(chuàng)新獎”，這套系統(tǒng)所具備的能力達到了每秒掃描100萬筆訂單的程度，可以從每天6萬場淘寶直播中精準定位出每一件假貨。這相當于在3萬3千多場春晚里快速找到主持人打錯的一個領結。

之前，全球奢侈品法律聯(lián)盟在倫敦峰會上向阿里巴巴知識產權團隊頒發(fā)“知產保護和科技創(chuàng)新獎”。全球奢侈品法律聯(lián)盟以及此后國際組織、媒體的言論共同透露出了一個信號：中國治理假貨的模式正在國際社會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

要知道，僅僅在兩年之前，外界對于阿里巴巴在打假方面的作為還頗有微詞。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當屬美國服裝與鞋履協(xié)會的CEO里克·海芬貝林（Rick Helfenbein）。

• 2016年10月，他曾公開批評阿里巴巴打假不力。最近這段時間，里克·海芬貝林改口了，面對媒體他毫不吝惜贊美之詞：“阿里巴巴已經舉起了知識產權保護旗幟并為之持續(xù)奔跑”。

• 《世界商標評論》雜志則這樣寫道：“很多過去反對阿里的批評者，在今日都成為了阿里巴巴的合作伙伴”。

奢侈品法律聯(lián)盟主席弗雷德里克·莫斯特說，近年來阿里在知識產權保護領域的創(chuàng)造性做法，讓其從被批評，扭轉為該領域的領導者和創(chuàng)新者。他進一步解釋道：“阿里巴巴知識產權保護團隊使用互聯(lián)網技術和多方共治的策略，正在全球范圍內為解決線上知識產權侵權問題建立起新的黃金標準。”

在此之前，國際公認的由中國制定的“黃金標準”是高鐵技術和移動支付。

06

新的戰(zhàn)役：讓縱容包庇制售假者痛

改革開放40年后的今天，溫州人歷經的假冒與被假冒潮早已遁去，假貨的“毒瘤”形象逐漸被大眾所感知，新的假貨治理格局開始孕育。

假貨在侵蝕轉型期中國市場經濟肌體的同時，打假也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依法打假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讓違法者付出付不出的代價”。國家市場監(jiān)管總局局長張茅指出要大幅度提高違法成本，使制假售假者傾家蕩產，公開曝光造假者，讓造假者在陽光之下無處藏身。

政府高層發(fā)出的“打假”檄文振聾發(fā)聵，這既是政府的決心，也是對民意的一種反饋。背后是無數社會個體與企業(yè)夜以繼日的吶喊：像治理酒駕一樣治理假貨。

這聲原本出自2017年3月馬云的一句呼吁，已經上升為一種社會共識。但令人遺憾的現實是，制售假分子始終得不到和他們的瘋狂行為“相配”的懲罰。

2018年3月，阿里巴巴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執(zhí)法機關已經進行刑事打擊的740例制售假案件中，通過公開信息能夠確認已有刑事判決結果的129人中，104人被判緩刑。

40年的中國現代打假史，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的嚴懲制售假案例幾乎為零，政府工作報告中“讓違法者付出付不出的代價”，被視為對這一現狀的積極回應。

“不僅要讓制售假者傾家蕩產，包庇和縱容制售假者也要承擔更加嚴苛的懲罰。”阿里巴巴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認為，打假不能只是“獨善其身”。

僅在2018，阿里巴巴就向執(zhí)法機關推送超5萬元起刑點的涉假線索1634條，協(xié)助警方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擊涉案金額79億元。“這其中相當一部分假貨在多個電商和社交平臺有銷售渠道。”

當互聯(lián)網成為經濟運行的核心基礎設施，打假這個全球性、歷史性難題，在數字經濟的土壤中萌發(fā)出破局的種子：科技與模式創(chuàng)新將為假貨問題的解決帶來新的變局。

不論時代如何更迭，中國40年的現代打假史告訴了我們一個明確的道理：口惠而實不至的打假，在愚弄權利人、欺騙消費者的背后，掩蓋的是藏污納垢的事實。任何制假售假者以及“嘴上喊打”的假打虛打甚至縱容包庇者，都應成為全社會公敵?，F階段打假最核心的一點，不僅僅是讓制售假者痛，更應該讓包庇和縱容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