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幸年輕時在巴黎生活過，那么無論你今后一生中去到哪里，它都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盛宴。”眾所周知的一段話背后，聚光燈照不到的地方，海明威的故事耐人尋味。

　　硬漢、不向困難低頭、《老人與?！罚蟾攀侵袊x者對海明威最深刻的印象了。作為作家，海明威本人的名氣甚至蓋過了作品，蓄著胡子、眼神堅毅的那幅著名頭像也早已成為“迷惘的一代”抹不去的經(jīng)典符號。

　　美國記者、文化史學家萊斯利·M。 M。 布魯姆的非虛構(gòu)大作《整個巴黎屬于我》(Everybody Behaves Badly)卻道出了海明威成名史背后的隱秘實情：他在社交場上的能力天賦如何輔助他踏入作家行列？從無名小卒到知名作家，他付出過怎樣的代價？為了登上作家職業(yè)生涯的巔峰，在喧囂的名利場上占據(jù)一席之地，他如何賭上別人的生活？

　　《太陽照常升起》刻畫的“迷惘的一代”，背后其實是海明威個人恩怨的偏狹縮影？它的成功，其實多半要歸功于自我營銷的騙人伎倆？《整個巴黎屬于我》中的巴黎，還是《流動的盛宴》中那個美好恬靜的巴黎嗎？

　　初入巴黎

　　還有幾天滿19歲，海明威負傷了。幾周前，他剛被派往意大利前線，開著紅十字的救護車為士兵分發(fā)香煙和巧克力。彈片嵌入他的雙腿，讓他成為“一戰(zhàn)”中第一位在意大利負傷的美國人，一夜之間登上美國各大媒體，成了英雄般的人物。

　　戰(zhàn)后回到美國做了記者的海明威在一次晚餐席間，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說，巴黎聚集著最有創(chuàng)作欲的一群人，是有實驗寫作意圖的有志青年大展身手的好去處。海明威不甘只做受了傷的戰(zhàn)士，這聲名太過短暫，他決意贏下更激動人心的舞臺——“做一個偉大的作家”。1921年圣誕節(jié)前夕，海明威和妻子哈德莉登上橫穿大西洋的輪船，抵達巴黎。

　　這是怎樣一個“驚奇而怪異”的迷狂之地？咖啡館里晝夜不停喝酒的酒鬼，整夜狂歡的世界各地的旅居者，眼眶里鑲著假眼、身上布滿戰(zhàn)爭傷疤的老兵們，詩人哈特·克萊恩(Hart Crane)眼中一曲永無息止的歡樂頌：“晚宴，聚會，詩人，腰纏萬貫的怪人，畫家，翻譯，龍蝦，苦艾酒，音樂，漫步，蛤蜊，頭痛藥，畫作，迷戀同性的富家千金，編輯，書籍，水手。”移居巴黎后的海明威在一篇報道中稱之為“造假和虛張聲勢之人的圣地”。

　　巴黎如一座取之不盡的文學寶庫，日夜不斷地輸出著文學的原材料、稍縱即逝的靈感。然而，20世紀20年代戰(zhàn)后巴黎的眾生相畢竟太過迷亂，縱酒狂歡的人們深陷其中，要么毫無察覺，要么應接不暇，人和事如云煙過眼。

　　海明威卻極清醒，他一邊冷靜書寫，一邊經(jīng)由安德森的介紹，努力擠進“奧林匹斯諸神”——20世紀20年代巴黎的核心作家圈——大西洋兩岸媒體眼中的現(xiàn)代性先驅(qū)團體。

　　這個社交圈從不去公共咖啡店，只在私人住所或工作室聚會，討論現(xiàn)代畫作、文學和世界潮流，新人加入必須有人推薦，海明威手握安德森給的入場券，降落在了這群旅居巴黎的名流之中，與后世所熟知的詹姆斯·喬伊斯、格特魯特·斯泰因、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平起平坐”。

　　這大概是文學和小說最好的時代。電影屬于新興媒體，電視還有一二十年才普及，閱讀小說是大眾主要的娛樂方式。和今天人們喜歡刷手機看網(wǎng)劇、討論宮斗劇大結(jié)局一樣，當年的人熱衷于熱烈地討論小說，據(jù)說耶魯大學的學生們會蜂擁奔至紐黑文火車站，因為即將進站的火車上載有刊出菲茨杰拉德新作的雜志。

　　當時，大多數(shù)人的書架里，仍擺著亨利·詹姆斯、伊迪絲·沃頓的作品，細心雕琢的語言、繁瑣的修辭仍占文學主流。甚至連被追捧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也不過是用傳統(tǒng)的風格盛裝了一瓶現(xiàn)代的酒。一團熱鬧、萬家爭鳴的文學界需要新鮮的空氣，需要全新的、革命性的文學風潮。但誰才是那個引領新潮的天選之人呢？

　　“我死都想發(fā)表一篇作品”

　　此時的海明威雖成功降落在這反叛的風暴中心，距離天選之人卻依然路途遙遙。他和哈德莉租住在拉丁區(qū)的一間四層公寓中，每層樓只有一個氣味刺鼻的共用小便池，樓下是供工人跳舞的舞廳，河邊小路上擠滿乞丐。海明威就在貧窮街區(qū)的舊公寓、街角的咖啡店、斯泰因舉辦沙龍聚會的豪華公寓之間穿梭。

　　1922年，海明威完成希臘軍隊撤退東色雷斯的報道之后，到瑞士洛桑參加解決希臘-土耳其領土糾紛的會議。在報道這場沖突的各國記者中，他遇到了調(diào)查記者林肯·斯蒂芬斯，后者被海明威所寫的新聞稿吸引，隨后將海明威隨身攜帶的一篇小說《我的老頭兒》(My Old Man)寄給了紐約《大都會》雜志的編輯。此時，哈德莉正在巴黎收拾行李，準備前往洛桑和丈夫會合。聽聞此事后，她抱著為丈夫的事業(yè)打開新天窗的想法，一股腦將海明威的所有小說和詩歌手稿，包括副本都裝進了手提箱。

　　途中，這個箱子在車廂中遺失了，三年的心血付諸東流。

　　除了重新開始，別無他法。192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海明威夜以繼日地寫作。“我死都想發(fā)表一篇作品。”苦心孤詣終于換來了回報。1923年8月13日，海明威的第一本書《三個故事和十首詩》(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出版，使他正式成為一位發(fā)表過作品的作家。

　　這本薄薄的小書收錄了“火車失竊案”的幸存者《我的老頭兒》和《在密歇根北部》，還有一篇《禁捕季節(jié)》。在這本書里，他著名的“冰山理論”已可窺一二：簡化語言，削減故事材料，只展示露出海面的一角冰山，讀者卻能借此想象推測出一整座冰川。

　　海明威的志向遠不止于此。24歲的同齡作家都寫過長篇了，只有他沒有什么“主要著作”。他決心要寫一部長篇。剛剛做父親的海明威辭掉《多倫多星報》的工作，離開新聞界，全家靠哈德莉僅有的基金過活——為了一次孤注一擲的“真正的寫作”。

　　赤貧狀態(tài)下的寫作

　　這無疑是海明威的赤貧時代。

　　一家三口從拉丁區(qū)搬到了田園圣母路113號，樓下是一家專做門窗框架的鋸木廠，每天早上7點鐘開工。開啟一天的還有兒子邦比的哭鬧聲。哈德莉的信托基金因管理不善，沒了，寫作暫時沒有收入，家里甚至沒錢買一捆硬木生火，或是給孩子買奶粉。“我向每一個人借錢，甚至從我的理發(fā)師那里借了1000法郎。我還去糾纏陌生人。在巴黎，我去討每一枚沒被攥緊的銅子。”[1]

　　他開始整天不吃飯，經(jīng)過面包店時會猛吸一口香氣，然后到斯泰因家的聚會上添補點能量。他甚至去偷襲盧森堡公園里的鴿子，逮住了就拿回家燉了吃。

　　海明威發(fā)現(xiàn)，饑腸轆轆時逛盧森堡博物館似乎是不錯的選擇，因為“所有畫都會變得更為清晰，更為賞心悅目”，他因此而學會了欣賞塞尚的風景畫(《饑餓是很好的鍛煉》)。不知是果真如此，還是迫于環(huán)境的自我安慰，他在《虛假的春天》一文中不無大度地寫道：“一個專注于寫作并從中獲得滿足感的人，是不會在意貧窮的。”

　　在那本寫巴黎和歐洲生活的著名回憶錄《流動的盛宴》中，海明威甚至顯得有點享受赤貧狀態(tài)下的寫作了：

　　“小說在自我生長，我必須相當吃力地跟上它的步伐。我又叫了一杯圣詹姆斯朗姆酒，只要抬頭或者用轉(zhuǎn)筆刀削鉛筆，就看一眼那個姑娘。鉛筆花卷曲地落在朗姆酒的杯托上。我看見了你，美麗的姑娘，不管你在等誰，也不管以后還能否見到你，我相信你此刻屬于我。你屬于我，整個巴黎屬于我，而我屬于這個筆記本和這支鉛筆。”(《圣米歇爾廣場上一家不錯的咖啡館》)

　　然而，也不完全是順利的。

　　一天，巴黎圖盧茲黑鬼餐廳的老板拉維格尼對海明威說，他看見他在丁香園咖啡館的露臺上寫作：“你有種獨自一人身陷叢林中的感覺。”海明威回應：“寫作時我就像一頭瞎眼的豬。”

　　從賭馬的癮中喘息片刻的海明威愛上了斗牛。他告訴龐德，“只有在斗牛場，生命力與藝術(shù)才能交匯”。和對斗牛的狂熱激情比起來，寫作更多是讓他感到無奈：斗牛士能在賽場上贏得喝彩，被人像英雄一樣對待，而作家們卻要到89歲時才能獲得這般待遇。他困惑：為什么在文學界，“文弱、差勁的人”總能成功？比如詹姆斯·喬伊斯。

　　寫作之余，游走于上流文藝人士沙龍聚會的社交寵兒海明威，動用了他幾乎所有的社交關系(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全紐約一半的人都出動了”)，才推出了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希望以此撬開美國主流出版社的大門，從巴黎揚名紐約。

　　然而事實并未如愿，用美國作家、批評家多蘿西·帕克(Dorothy Paker)的話說，《在我們的時代》“在文學圈造成的震動，就好比河畔北路上的兩條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動”。

　　圣佛明奔牛節(jié)的觀光之旅

　　對于海明威而言，7月屬于斗牛，屬于西班牙，屬于潘普洛納。他特地組織了一個“節(jié)慶觀光團”遠赴西班牙，親臨奔牛盛會。“節(jié)慶一旦開始，世界就變成了一場超現(xiàn)實的、無止息的、激蕩著腎上腺素和酒精的馬拉松長跑。”萊斯利·M。 M。 布魯姆在書中這樣描寫道。

　　廣場上成群跳舞的西班牙人，山區(qū)趕來的農(nóng)民擠滿大街小巷，四五米高的紙糊巨人跟隨游行的隊伍走遍鎮(zhèn)子，手鼓，口哨，橫笛，酒精，禮花，樂隊……遠離了巴黎左岸城里人的戾氣和勾心斗角，這里是一劑不錯的解藥。

　　“觀光團”成員之間的關系略微有些復雜——海明威的好友、旅居編輯兼作家哈羅德·勒布；勒布的女友，時尚記者、舞臺之星凱蒂·坎奈爾；已和貴族丈夫離婚的英國女人杜芙·特懷斯登；特懷斯登的戀人帕特·格思里；好萊塢編劇唐納德·斯圖爾特；以及組局的海明威——似乎預示了解藥最終變?yōu)檎ㄋ幍膶擂尉置妗?/p>

　　擁有貴族頭銜、野性自由、舉止時髦的特懷斯登，成了點燃這桶炸藥的火苗。她和勒布私通，又受海明威愛慕，身邊還有個戀人格思里。海明威對斗牛近乎狂熱，而勒布卻同情被殺掉的牛。更為詳盡的“八卦”故事要到《整個巴黎屬于我》一書中尋找答案了，但慶?；顒幼罱K潦草結(jié)束，不僅有人相互揣度、大動肝火，還差點見到拳頭和血。

　　渴望靠一部長篇確立聲名的海明威不會放過擺在眼前的寫作素材，旅途中，一個故事開始醞釀成形。“節(jié)日慶典上的每一次對抗、冒犯、宿醉，兩性之間的緊張與疲憊，點點滴滴，都染上了文學價值”，海明威走火入魔一般投入了創(chuàng)作。

　　“海明威似乎決意要把長篇小說處女作寫成一本左岸名人錄”，布魯姆點評說。在海明威的書稿中，潘普洛納發(fā)生的對話和事件，像新聞稿一樣被如實記錄下來。每個“觀光團”的成員都完成了他們的本色出演，海明威還多做了點功課，好讓故事真實可信，內(nèi)容豐滿。他深挖了幾個朋友的家世背景，完完整整地搬到了小說中。

　　這部小說記錄了幾位旅居者在巴黎相遇，踏上了圣佛明奔牛節(jié)的觀光之旅。旅途中充斥著無盡的縱酒、斗牛和圍繞杜芙夫人(小說中的波萊特夫人)的爭風吃醋。“觀光團”成員之間一改起初的恭維客氣，演變成辱罵、嫉妒、大打出手。

　　1925年9月21日，海明威用兩個月時間完成了7個本子的手稿，共計8萬多詞。

　　“迷惘的一代”

　　起初，這部被海明威予以厚望的小說名叫《節(jié)慶》。但這兩個字的分量顯然不夠。這個朋友之間爭風吃醋、貌合神離的故事不能只是菲茨杰拉德筆下上流社會的照搬，而如果只是將巴黎這群人移植到西班牙，就太落俗套了。

　　海明威想起之前和斯泰因的一次談話，最終這段談話被寫進了小說的序言。斯泰因和海明威談起自己去汽車修理廠修一輛上了年紀的福特車，遇上四個年輕的機械師，她和車廠老板攀談起來，問他是哪里找到的好幫手。車廠老板感嘆，年輕人都被慣壞了，“22歲以下的男人還是值得收割的麥子”，他們廢掉了，什么也成不了。斯泰因?qū)Ｃ魍f，“這就是你們，所有在大戰(zhàn)中服過役的年輕人，你們是迷惘的一代”。

　　于是，在第8個本子的封皮上，海明威寫下自己的名字、寫作時間和地點。本子的內(nèi)頁寫著：《迷惘的一代》。

　　有了這個立意，他筆下滑稽的爭寵故事就不再是幾個人之間的齟齬和丑聞，而升華為一個時代烙印在一個群體身上的傷疤。他們酗酒，不懂得惜命，對現(xiàn)實毫無熱情。他們放蕩，不斷挑戰(zhàn)傳統(tǒng)和社會強加的道德底線，精神渙散，終日消沉。他們找不到合適的出路，不是因為別的，而只是被一場不光彩的戰(zhàn)爭給毀了。如果“迷惘的一代”成立，那么上過戰(zhàn)場、負過傷的海明威無疑是這個群體的最佳代言人。

　　雖然在別處，海明威對這個說法并不認可，甚至有些許不屑：“我想，是誰在叫誰‘迷惘的一代’？”他在《迷惘的一代》這篇文章(《流動的盛宴》)里寫：“我想到每一代人都因為某些事情而迷惘過，過去一直是這樣，未來也會如此。”

　　然而，有了為一代人代言的宏偉視角，作者個人是否認同反而成了小事。為了配合這樣的立意，《節(jié)慶》需要一個更厚重的題目。海明威從《圣經(jīng)》中翻出了一段話：

　　One generation passeth away， and another generation cometh: but the earth abideth for ever。

　　The sun also ariseth， and the sun goeth down， and hasteth to his place where he arose。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

　　他決定好了，就叫它“太陽照常升起”。

　　一飛沖天的《太陽照常升起》

　　1926年2月9日，海明威乘坐“毛里塔尼亞號”抵達紐約，踏進了菲茨杰拉德的領地。彼時，由《了不起的蓋茨比》改編的戲劇在百老匯上演，派拉蒙公司也即將把它推上銀幕。海明威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版《太陽照常升起》和另一部寫于其后的戲仿之作《春潮》(The Torrents of Spring)。

　　海明威自我營銷的迫切心情可以從出版這兩本書的過程中一窺究竟。其時，舍伍德·安德森的小說《暗笑》(Dark Laugher)銷量喜人，激起了海明威的不滿。他認為《暗笑》是“糟糕、愚蠢、做作”，讓他忍不住要寫一篇戲仿之作批判它。于是有了近3萬字的中篇《春潮》。

　　然而，這部小說最初的幾個讀者都認為它刻薄得有些過頭了。在和各家出版社“談判”的過程中，海明威用《春潮》做砝碼：如果拒絕《春潮》，那么對方也將失去出版《太陽照常升起》的機會和他后續(xù)作品的優(yōu)先出版權(quán)。

　　書稿幾經(jīng)輾轉(zhuǎn)，最終經(jīng)由菲茨杰拉德推薦，落在了麥克斯·珀金斯的書桌上。這位美國出版史上的傳奇人物(《天才的編輯》的主角)曾發(fā)掘了菲茨杰拉德、托馬斯·沃爾夫等天才作家，掀起了20世紀美國文學的革命。

　　而要出版《太陽照常升起》這部臟話連篇、人物離經(jīng)叛道的作品，顯然對珀金斯所在的相對保守的斯克里布納出版公司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編輯們開會時，珀金斯力挽狂瀾，終于說服同事們：《太陽照常升起》不是下流小說，而是不容輕視的文學作品。

　　它沒有撫慰人心的辭藻修飾，而是用野蠻、赤裸甚至血腥的文字，展現(xiàn)一個震撼人心的現(xiàn)代世界。萊斯利·M。 M。 布魯姆認同珀金斯的評論，在《整個巴黎屬于我》中她評價說，“他的文字中沒有蔭涼，沒有一個形容詞能為讀者遮擋熾烈的太陽。”(第218頁)

　　斯克里布納出版公司一旦接盤，就全面開啟了《太陽照常升起》的大規(guī)模營銷戰(zhàn)役。他們充分利用“錯失恐懼”心理(FOMO，fear of missing out)，稱沒有讀過這本書的人就掉隊了，或者“不讀就虧大了”。在廣告文案上，銷售團隊不惜使用最張揚的語句：“跨越了一條文學上的盧比孔河”“飽蘸著生活”“文學的叛逆精神”；當然更少不了為一代人發(fā)聲的大立意：“見過了太多觸目驚心的現(xiàn)實的戰(zhàn)后一代……幻想全部破滅，含蓄的溫情全部不見了蹤影”……

　　海明威的大頭像出現(xiàn)了廣告的正中央，登上了各大主流文學報刊。美國各地的批評家也開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如今，海明威不再是那個餓著肚子，去追盧森堡公園里的鴿子當晚餐的窮小子了，而是一躍成為“斗牛士海明威”“旅居作家海明威”和“諷刺作家海明威”。

　　年輕的男男女女很快買了圖書營銷的賬。他們像海明威筆下的人物那樣說起話來，并很快接受了自己是“迷惘的一代”這個角色設定。他們奉《太陽照常升起》為自己的圣經(jīng)，并以加入“迷惘的一代”這個群體而自豪。

　　而對于海明威自身而言，讀者和評論家一味將這本書解讀為“迷惘的一代”令他尤為煩惱，就好像他滿心歡喜地為自己挖了一個大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jīng)很難全身而退了。他原本想要表達的無非是“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

　　用他自己的話說：“沒人知道他們之后的一代人會是什么樣子，所以就沒有評判的權(quán)利……我并不想把這本書寫成空洞的、苦澀的諷刺，而是一個該死的悲劇，世事萬千，永恒的大地成了主角。”

　　可惜作品完成，作者退場，標簽牢牢貼在身上，他再沒有能力掌控了。

　　主角們的“A.S。”時代

　　與歡欣雀躍的出版商和大眾讀者不同，被海明威寫進書里的那群人有如遭到晴天霹靂。他們大都知道海明威一直在晝夜不停地寫作，卻沒人知道他寫的正是自己——而且這個自己如此有辨識度，在朋友圈子里一眼便知，不僅刻畫刻薄露骨，還把整個家世都挖得干干凈凈！

　　勒布被寫成了不通人性、自命清高、無法自控的多余人；特懷斯登成了可惡的蕩婦、“嗜酒的女色魔”，和斗牛士私通；坎奈爾被寫成了因年華老去而陷入絕望的女人，小說事無巨細地記錄下了現(xiàn)實生活中她和海明威之間的談話，她對結(jié)婚的焦慮，開的種種玩笑。

　　這本聲名遠播的成功之作，無論直接還是間接，結(jié)果卻是讓勒布患上胃潰瘍，接受了連續(xù)10年的心理治療。特懷斯登變成家族中最不受歡迎的人，情感一路波折?？材螤柦?jīng)歷了最為黑暗的一段日子。坎奈爾說，角色原型們的生活被小說的成功打亂了，他們將出版前的時間稱為“B.S。”(Before The Sun Also Rises)，而出版后則稱作“A.S。”(After The Sun Also Rises)。

　　同樣被寫進小說的唐納德·斯圖爾特評價說：“這本書對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事記錄得太過精確了，看樣子只能算一部文筆精湛的旅行筆記。”他日后回憶道：“他可真是一個記者啊。”

　　《太陽照常升起》在出版市場一路所向披靡。它曝出了巴黎、倫敦、紐約文藝圈的丑聞，寫流光溢彩的上流社會不為人知的秘密，寫酒和性，滿足了大眾讀者的偷窺欲。專業(yè)的評論家也因其文體風格首開風氣之先，毫不吝惜溢美之詞。

　　自1926年10月到1927年1月，《太陽照常升起》印刷四次，售出近11000本。根據(jù)斯克里布納出版公司估計，僅在美國國內(nèi)，該書每年就賣出12萬本，海外銷量翻倍，全球每年至少賣出30萬本。

　　這本書贏得了次年的普利策獎，樹立了海明威無可撼動的文壇地位。1954年，他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理由是他“新近在《老人與海》中展現(xiàn)的對敘述之道的精通，以及他對同時代文學風格的影響”。

　　海明威本人沒有出席頒獎典禮，他寫了一段簡短的受獎辭，托人代讀：“一位真正的作家，應該不斷嘗試別人從未做過的事，或者別人一次又一次失敗的事。有時候，天遂人愿，他會成功。”

　　[1] Agnes von Kurowsky， quoted in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 49。